这里需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其实也很简单，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
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开始出现的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曾有大量精辟的论述，作者菌就不给大家一一复述了，简而言之就是。
“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
“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的起点。”
“当生产资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劳动者——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劳动者——来作为剥削对象，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剥削劳动者的时候……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
“资本主义是由商品生产和使用雇佣劳动决定的。”
可能大家最了解的，就是明代中后期产生我国古代沿海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也很简单，无外乎有亮点，一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物质基础。
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在明代已经具备。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一方面有较大的作坊主或商人，另一方面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力，这样才有可能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才会出现与封建生产关系不同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
也很正常，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的进步尤为突出。
人们革新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如明代嘉兴使用新式“纱绸机”，“制造尤工～擅绝海内外”。
清代广东阳山榨糖改牛车为水车，“车轻工捷～获利尤丰”。
人们还改进生产技术，增加了产品种类。
如明中后期发明了套印和饾印、拱花的印刷技术，既可用木版套印文字书籍，又能用木版复制美术图画。
手工业的分工也日益细密，促进了区域分工和景德镇瓷窑专业市镇的发展，如“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
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产量大幅度提高。
如明代中后期，广东罗定的冶铁业，每个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每天可出铁六七千斤。
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的话，举一个例子，像是明代官员张翰写过一本书中记载：“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淹入室，所酿酒尽败。”
“因罢酤酒业，购(织)机一张，织诸色紵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
“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松窗梦语-异闻记》
包括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也有一篇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描写了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施复夫妇发家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
（施复)夫妻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
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自此之后，施复每年养蚕，大有利息，渐渐活动……
那施复一来蚕种拣得好，二来有些时运。
凡养的蚕，并无一个绵茧，缫出丝来，细圆匀紧，洁净光莹～再没一根粗节不均的。
每筐蚕，又比别家分外能缫出许多丝来。
照常织下的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许多银子。
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
且说施复是年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
施复刚愁无处安放机床，恰好间壁邻家住着两间小房，连年因蚕桑失利，嫌道住居风水不好，急切要把来出脱，正凑了施复之便……
施复一面唤匠人修理，一面择吉铺设机床……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
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
可见但是商业氛围还是十分浓郁的，不过是大家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确有这个倾向。
此外作者菌还看到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多。
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来购之。
故郡城西郊广开袜店百家。
合郡男、妇皆以做袜营生，日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一便民之新务”（明，范濂:《云间据目抄》）
需要说明，所谓暑袜，就是夏天所穿较为轻薄的布袜，它用较细洁白、坚实耐穿的尤墩布制成，故又称“尤墩暑袜”。
由此可见，这个故事里所讲的暑袜业生产模式，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模式，进入了一定的商业生产模式，算是与资本生产挂钩了。
还比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江苏巡抚曹时聘曾上疏皇帝，内中提到。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明神宗实录》
以及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
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
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
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粥后散归。
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苏州府志》
由此，史学界普遍认为，明朝中后期苏州丝织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至于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的话，同样举例，在康熙年间，朝廷根据江南机户的要求，废除“织机不得逾百张”的限制，南京织机的总量达到30000张以上，有的手工工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有些大包买商也拥有四五百张织机。
丝织生产的分工更加细密，机房织出的生绢生绸，还要经过练房、染房、漂房的加工。
不管是机房、练房、还是染房、漂房，内部又有许多分工，如练房内部有煮、沤、曝等不同的工序分工。
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部门和地区，也比以前增多。
像是云南的采矿业、四川的井盐业、台湾的制糖业、陕西的伐木业、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许多地方的造纸业等，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还有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
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三省边防备览》
从这些例子中，都可以看出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表现。
而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的话，怎么说呢，需要说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新事物，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
说“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新事物”是指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说“资本主义萌芽代表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是指明清时期，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发展资本主义成为进步的历史潮流。
不过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只出现在少数地区的少数行业当中，是稀疏而又微弱的。【妙】 【书】 【斋】 【妙书斋】
而且由于受封建制度的束缚，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突破，始终处于萌芽的状态，而没有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这也正常，因为封建制度的束缚，具体来说，是受到封建王朝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严重阻碍，是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超常稳定性，稀疏而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不足以动摇封建自然经济的根基，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就全国而言，自然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
这也就不得不提到古代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了。
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重农抑商”政策及目的。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它开始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后世延续。
其直接目的是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根本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的。
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
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
就像汉代的晁错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
由此，晁错的观点成了西汉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依据，认为商人会动摇国家根本，大大的不好，于是开始着重抑制商人。
到了后面明清两代“重农抑商”的具体表现的话，首先是重农，清朝的雍正帝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
“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祖实录》
至于抑商，首先，在商业方面，明清两朝都继承传统的专卖制度，对盐、茶等实行专卖，独占专利，不许民间商人染指。
其次，早在1429年，明政府就宣布把顺天、应天、苏州、松江等33个府州县的市肆门摊税提高五倍。
到明中后期，商税更是有增无减，山东临清的商税七八年间就几乎增加了两倍半多，江苏吴县浒墅关的商税在21年间增加了将近四倍。
到了万历中后期，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四出征敛，“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豕肉食也而税，耕牛骡驴一畜产也而税。”——《明史记事本末-矿税之弊》
后面的清朝更是关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脚之税”。
除正税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税，如康熙年间江西南昌、饶州、吉安、抚州四府，原先的“岁额无多”，但“有司假以侵渔，吏胥又从而苛之，多征且至一二十倍”。
包括1381年明政府还规定:“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
1506年又“禁商贩、仆役、倡役、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1521年还规定:“商贾、技艺之家器皿不许用银。”
在手工业方面，明清两朝都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
明代官营手工业占用工匠达30万人，还有为之服务的民夫180万人。
清代虽将官匠改为雇募，但仍保留相当规模的官营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挤占了民营手工业的发展空间。
明清政府还对民营手工业加征重税，并压价收购手工业产品。
如景德镇官府除设“御窑厂”烧造瓷器，还把部分烧造任务交给民窑承担，叫做“官搭民烧”。
这种官搭民烧，官府付给窑户的价钱往往很低，实为压价收购。明代“大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八两八钱，二样瓷缸每口估价银五十两”。
实际上“大样缸每口给银五十两，二样缸每口给银十八两。”
这些措施，都极大的打击了商业的发展，可见在重农抑商方面，古代的封建王朝都是不遗余力的，当然，宋朝稍稍除外，并没有清晰的资本主义的观念，还是太保守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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