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14日。拂晓的杨林寺天色阴沉,寒风凛冽,荆江两岸满目凄怆。驻扎在杨林寺一带的红二军团已处在四面楚歌之中。
国民党湖南省主席、清乡督办何键和湘鄂清乡督办徐源泉的“剿赤”大军,正杀气腾腾地向杨林寺扑来!而这时,杨林寺只驻守着红十六师,红十七师却在数十里外的两河口一带,红二军此刻则远在公县斗湖堤。
洪湖、斗湖堤、两河口纷纷向驻杨林寺的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告急!这时,邓中夏才慌忙召开紧急会议。
这个会早该开了,可是把段德昌贬到洪湖去后,邓中夏却一拖再拖,举棋不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邓中夏还是提出要在杨林寺摆开阵势,与敌军打阵地战。汤慕禹当然站在邓中夏一边。
贺龙、孙德清、柳直荀和王一鸣等人,都极力主张部队速迅转移,向公安方向撤退,与红二军靠拢,进而向洪湖苏区靠拢,使革命武装汇聚成团,不至被敌人轻易地分头吃掉。
贺龙焦急地说:“如果呆在杨林寺,红六军就只有坐着等死了!”
孙德清苦着脸说:“中夏同志,不要说我们红军的一个师,就是整个红二军团,未必有能力跟敌人在阵地上硬拼。”
孙德清的话音刚落,杨林寺旁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寺上的瓦片都震落了,屋顶上的烟尘洒了大家一身。
很快,通信员来报,敌人离杨林寺只有六、七里远了!
似乎是为了显示一下大将风度,邓中夏强作镇定地说:“这是敌人虚张声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继续讨论。”
众将听了,心里暗暗叫苦。
贺龙再也忍不住了,他怒吼道:“邓中夏,你别再耍书呆子气了,这是刀枪相见,是要以血为代价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钻出来的,难道还胆小不成?我们不是怕丢命,而是怕葬送红军!”
众将连连称是,邓中夏却犹豫不决。
贺龙不再理会邓中夏这个政委,大声对孙德清说:“德清,火速派人骑马赶到斗湖堤,令二军向杨林寺靠拢!”贺龙又扭过头来对汤慕禹下令:“速令十六师抢占断山,阻击前进之敌!”
大敌当前,汤慕禹哪敢对贺龙的命令有半点怠慢,赶紧命令十六师不惜一切代价抢占断山。十六师将士不负众望,终于抢在强敌之前占领了山头,阻住了进攻杨林寺的白军。
就在红十六师与白军相持于杨林寺的同时,红十七师也在街河市与进剿之敌展开了恶战。十七师师长许光达身先士卒,带领红军与白军短兵相战。一时间,阵地上枪声急如炒豆,硝烟弥漫整个荒野。战斗中双方你冲我进,成拉锯般的胶着势态。街河市的战斗从破晓打到薄暮时分,仍不分胜负。薄暮之后,战火虽然停息,但军事行动却没有丝毫的松缓。半夜时分,贺龙得知红十七师损失过半,而白军的主力部队却已赶到,于是命令军团指挥部撤离杨林寺,向松滋西部与五峰相交的刘家场转移。然而部队刚一起程,后面突然枪声大作。指挥部官兵大惊,一时不知所措。
邓中夏焦急地问汤慕禹:“我们背后哪来的敌军?”
汤慕禹有些口齿不清地说:“不……不清楚。”
邓中夏板着脸说:“你的侦察员都是干什么的?”
汤慕禹张了张嘴,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贺龙拧着浓眉说:“这枪声很杂,估计不是敌人的正规军,大概是地方武装。”
正在这时,两个战士气喘嘘嘘地跑来报告,说收编不久的土匪队伍反了水,背后的枪就是他们打的。
柳直荀一听,连忙悔恨地说:“都怪我没听云卿的话,收容了这帮土匪。”
原来,这帮土匪的老大姓荀,排行第七,被老百姓称为七狗子,他带着100多人马在杨林寺一带专干抢劫、绑票的勾当。红二军占领杨林寺后,七狗子的队伍缺乏粮饷,便投奔红军。贺龙对七狗子早有了解,不仅不收,还要杀他的头,可是却被柳直荀劝住了。
柳直荀说:“当前正是用人之际,部队更需要充实人马,杀了七狗子,怕是会吓退那些要争取的对象,于大局不利。”
贺龙心中仍不愿意收编七狗子的队伍,但见柳直荀说得在理,只好同意了。
七狗子千恩万谢地走后,贺龙对柳直荀说:“这个七狗子,我看不地道,你负责将他的队伍拆散,一个团插几个,免得他们生出事端。”
柳直荀认为贺龙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还来不及拆散七狗子的队伍,敌人的大军就压了过来。七狗子见来了白军,很快就向红军搞起了突袭。这样一来,红军军团指挥部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贺龙只得命令卢冬生率领七八十个手枪队员阻击七狗子,掩护指挥部转移。
趁着夜幕,贺龙和邓中夏一行撤离刘家场不远的贺庆寺附近时,手下只剩下几个首长的警卫,并且与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系,也不知整个战局的情况,形势非常危急。
疲惫不堪的邓中夏坐在一个坟边上,闷头抽了几口烟,又急又悔地说:“云卿同志,自从我来到洪湖之后,还从没打过这样的败仗啊。”
柳直荀带着埋怨的口气说:“你大概从来也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战斗。”
到了这时,贺龙知道再责怪邓中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他举着烟斗安慰道:“中夏,胜败乃兵家常事,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嘛。”
就在军团指挥部撤向刘家场时,红二军军长孙德清率军直奔杨林寺,意欲接出军团指挥部。孙德清带兵一路上与敌军交战,从俘虏口中才知指挥部已撤回刘家场,于是火速抛开敌军,向刘家场转移。天黑之时,红二军赶到松滋街河市时,发现街河市早被白军占领。孙德清急令部队撤离,敌人却从街河市扑了出来。于是,一场恶战又开始了。
占领街河市的是敌夏斗寅的主力部队,堪称一支王牌劲旅。孙德清情知敌不过敌军,只得率领红军且战且走,一直到天亮时分,才好不容易甩开敌人。这时,红二军的人马已被打得只剩三分之一了。红二军的残余人马又走了一天,夜里才赶到刘家场,与贺龙所率的指挥部人马会合。
邓中夏见红二军败得如此之惨,这才知道自己的决策失误,害了红军。想到自己不听贺龙等人的意见而一意孤行,邓中夏心中痛悔不已。
12月18日,敌一部突入街河市以北地区,另一部进逼至杨林寺西南八里之蜈蚣岭,直接威胁红二军团指挥机关,形成了对红二军分割包围的态势。这时,贺龙亲赴蜈蚣岭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由于红军攻打津市和澧州之后,没有得到补充,弹药不够,加之当时大雾弥漫,看不清敌人阵势,反击战打得比较被动,伤亡较大。下午,贺龙指挥部队从杨林市撤退,但敌人已占领制高点峰包堆,并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沩河渡口。这时,叛变之军却又在木桥上放起大火,使红军无法过河。在这危急时刻,贺龙一面命令卢冬生率手枪大队强攻峰包堆,掩护红二军团指挥部撤退,一面指挥部队涉水强渡,终于冲出了重围。部队在向刘家场转移、撤退途中,红四十八团、五十一团及四十九团一部因遭受敌人阻击,转而向东。行至冯家潭子时,又遭受敌人的伏击,伤亡很大,所剩的千余人与主力失掉了联系,于是返回洪湖苏区。
翌日,敌夏斗寅、陈渠珍和李觉三部,又从三个方向扑向刘家场,妄图扑灭洪湖苏区的赤火,活捉贺龙和邓中夏。红二军不敢拿鸡蛋去碰石头,赶紧撤回鄂西南边境的五峰、鹤峰。
红军在鹤峰山区驻扎下来后,队伍少去十之七八,枪支弹药等损失大半,士气十分低落。整个南征,
已使红二军团元气大伤,好不容易建起的队伍,差不多前功尽弃。
12月20日,红六军十七师及十六师大部在刘家场会合,红二军主力也随后经申津渡转移到刘家场。
此后,红二军团经良子坪、泥沙、赤峰河、南北墩等地,向石门、鹤峰边界转移,这才摆脱敌人的追击。
红二军团驻扎的地方,是鹤峰东部的走马坪,这里是湘鄂的边界,也是革命的根据地,贺龙曾率队
伍在这里驻扎过好几次,老百姓与红军早结下了鱼水之情。可是红二军团这次失败退到这里,村寨里的老百姓大都躲进山里去了,没有躲走的老人和孩子,也都闭门拒客。原来,走马坪前不久来了一支近3000人的队伍,号称“共产军”,老百姓开始还以为“共产军”就是共产党的红军,谁知“共产军”却不仅毫无军纪,如同土匪,而且还抓丁拉夫,逼粮逼草,在寨子里闹得鸡飞狗上屋,民不聊生。这一次红军开到走马坪,老百姓又认为是“共产军”回来了,所以大都跑的跑了,躲的躲了。
红二军团没有了老百姓的支持,自然也就失去了依托,各项计划都无法实施。经过指挥部派人进行了解,才知这所谓的“共产军”原来是一支川军,是由三个首领分别拉起来的一支队伍。这“三合一”的队伍中,三位首领也来历不同,其中一个叫秦伯卿的,倒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可是另两个却是匪首型的地方军阀,一个叫张轩,一个叫甘占元。当时,由于四川的刘湘和杨森等大军阀相逼,这三支队伍才由秦伯卿组织到一起,成立了“共产军”。秦伯卿虽然将这三支队伍组织到了一起,却无法管理“共产军”,这才闹出危害百姓的事来,并影响到红军的声誉。
红二军团到来之前,“共产军”离开了走马坪,由湘鄂交界的分水岭开到了沙道沟。沙道沟在宣恩县东部,是一个穷山沟。“共产军”到那里之后,缺衣短食,饮风餐雪,刘湘和杨森等大军阀又急欲除之,处于被追杀的境地之中。士兵们见前途无望,便纷纷开起了小差。秦伯卿知道红二军团到了走马坪,便借“共产军”走投无路之机,向张轩和甘占元提出投奔红军。张轩和甘占元这两个小军阀一合计,认为暂时投奔红二军团也是一个权宜之策,这样一可解决衣食之计,二可大树底下乘凉,便同意了秦伯卿的提议。秦伯卿大喜,立即派人与中共鹤峰县委取得了联系。
中共鹤峰县委经过对“共产军”的考查,即派人向红二军团指挥部作了汇报。汇报中,鹤峰县委说秦伯卿的态度很诚恳,而张轩和甘占元则态度暖昧,且作风不好。对于是否接收“共产军”,红二军团指挥部一时也难以统一意见。贺龙对秦伯卿毫不了解,却知道张轩和甘占元都是朝秦暮楚的小人,不是善良之辈。邓中夏认为,红二军团大败至此,元气难复,担心“共产军”日后反水,两三千人马闹腾起来,会使红军旧伤未愈,再添新伤,招架不了。柳直荀、孙德清和王炳南等人都认为邓中夏说得有理,主张小心谨慎为好。不过,大家都认为红二军团急需重振旗鼓,如果轻易放掉“共产军”的人马,也实在太可惜。最后,指挥部形成决议:先请秦伯卿、张轩和甘占元来走马坪面谈,以便相机行事。
秦伯卿收到贺龙的邀请信,大喜过望,即说服张轩和甘占元,三人很快到了走马坪。可就在这天,红六军侦察员抓到一个“共产军”的信使,搜出了一封急信。原来,这封急信是张轩和甘占元写给夏斗寅的,说是他们诈降红军,要求与夏斗寅里应外合,袭击红军。贺龙等人大怒之下,杀了秦伯卿、张轩和甘占元,收编了“共产军”的全部人马。事后经过了解,他们才知道错杀了秦伯卿,追悔莫及。特别是江湖出身的贺龙,觉得这种做法于自己的良心无法交待,后经柳直荀、孙德清等人劝慰,心里才放开一些。
红二军团收编了“共产军”,又招收了不少人马,经过休整,又恢复了元气,遂计划以五峰、鹤峰为中心,开辟武陵山根据地,继续打游击战。
1931年1月,红二军团主动出击,进攻湖南石门县城。红六军咬住敌陈渠珍之新三十四师和石门县保安团,在白沙渡呈拉锯状激战,以拖住敌人的主力,红二军则趁机占领了石门县城。石门被破,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大为震惊,即令其地方武装----第一区剿匪司令李觉增援,并出动了飞机大炮进行协助。经过一天的激战,红二军团抵挡不住,只得退回五峰、长阳一带。
红二军团驻扎在长阳枝柘坪,开始进行休整。当时正值农历腊月,风雪交加,给养十分困难,加之士兵大多来自洪湖苏区的湖区水乡,不适宜山地的气候与水土,不少人都病倒了。
针对红二军团的艰难处境,贺龙、柳直荀等人认为:洪湖是苏区的中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而红军官兵都要求打回老家去,因此,部队唯一的出路是打回洪湖。但是,作为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的邓中夏却不同意。邓中夏认为:洪湖苏区正被敌人大举清剿,打回洪湖等于自投罗网。他主张红二军团开往荆门、当阳和远安一带,然后向武当山发展,开劈第二个井冈山----荆当远革命根据地。此间,以邓中夏为中心的前委竟以不服党的领导,勾结土豪劣绅和企图反水为罪名,杀害了陈连振、李步云、江山等战功卓著的红军高级将领,从而使军队内的意见分歧加剧,矛盾更加严重。
这天,贺龙又与邓中夏展开了辩论。贺龙的理论水平自然不如邓中夏,但是他仍是以实际情况对他进行劝说。贺龙认为洪湖是老根据地,党的组织健全,群众基础好,因此,红二军团应当与苏区人民一同反击敌人,保卫并巩固苏区。可是邓中夏却搬出大段大段的马列理论,对贺龙进行反驳。
就在二人意见相持不下之时,湘鄂西特委派人送来了重要信函。邓中夏看着信,脸色顿时苍白起来。贺龙接过信一看,也沉下脸来默不作声。
原来,中共的六届四中全已经召开,党和中央的主要领导李立三已经被革职,王明接任了总书记的领导工作。现在,王明这位中共的第四位舵手新官上任,即烧起了三把大火。他已经派了“钦差大臣”——夏曦,前来洪湖苏区接替邓中夏的职务。在信中,湘鄂西特委转述了中央对邓中夏的严历批评,说他是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是洪湖苏区失败的罪魁祸首,并责令邓中夏速回中央接受审查,检讨错误。
信中,中央还指示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为军长,另派唐赤英来任政委。
贺龙一气抽完了一锅烟,然后皱着眉头问邓中夏:“中夏,这个王明是个什么人?”
邓中夏叹了一口气说:“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熟读马列著作,但没什么实际工作经验。”
贺龙将烟斗往凳腿上一磕,不高兴地说:“这样的楞头青领导全党,简直是乱弹琴!”
邓中夏说:“这都是共产国际的安排。”
贺龙不满地说:“中国人的事都由外国人包揽了,迟早会坏事的!”
邓中夏听了也连连叹息。
贺龙又装上一锅烟,然后说:“他王明为什么单派夏曦来湘鄂西。”
邓中夏说:“夏曦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开始是站在王明的对立面,双方时有思想冲突,后来王明受到了共产国际的赏识,地位高了,夏曦便被制服了,最后成了王明的忠实部下。”
贺龙又说:“批李立三路线,撤你的职,那又为什么要把红二军团改为红三军呢?这个道理我想不通!”Μ.miaoshuzhai.net
邓中夏想了想说:“我想,这可能是中央为了让夏曦今后好开展工作吧。夏曦没有参加洪湖苏区的创建工作,官兵和百姓对他又不了解,只有整个地把部队军官降职,他才能树立起威性。”
为了树一个人的威性,却要伤害全军指挥员的感情,贺龙实在想不通中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闷闷头地抽着烟,久久不语。
邓中夏扔下烟蒂,恳切地对贺龙说:“云卿同志,我来洪湖数月,回想起来,实在没把工作做好,特别是周逸群和段德昌两位同志,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贺龙见邓中夏能够这样反省自己,便真诚地说:“中夏同志,我这个人爱直话直说;我觉得,你为人光明磊落,不来虚伪的,是个好同志;不过,你的弱点是以老资格自居,有些刚愎自用,听不进逆耳的意见,也不注重实际,盲目听从上级指挥。”
邓中夏听了,慢慢地垂下头来。
贺龙又说:“改编红三军,唐赤英一时不能到达洪湖,我看,还是由你先任政委,我再向中央请示,不再改任。我觉得,新来的夏曦和唐赤英都不了解洪湖的情况,又都是要职,这恐怕对工作不太好。”
邓中夏感动地说:“我们还是听从中央的安排吧。”
贺龙说:“这样吧,如果中央不同意我们的请求,那就另当别论,但是目前的政委还是由你来担任。”
邓中夏便不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红二军团在枝柘坪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当邓中夏宣布将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后,会场上立刻炸了锅。大家认为:红二军团南下失利,丢开了洪湖苏区,主要是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具体到湘鄂西苏区,则是邓中夏的盲从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现在中央把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这是把对主要负责人的处分扩大化了,是对所有官兵的处分。这样的处分,将会伤害广大官兵的感情!
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邓中夏已完全清醒过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
为了稳定军心,邓中夏诚恳地说:“同志们,军事上的失利,当然全部是我的责任,政治上的错误,我的责任也是最大的。不过对于中央的指示,我们都要接受。而且,作为高级指挥员,我们大家还要做好全军官兵的思想工作,安抚全军官兵,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动摇军心。”
邓中夏担任洪湖苏区的最高领导职务以来,犯下的错误确实不小,但这不仅有主观因素,还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他不懂军事,刚愎自用,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客观因素则是李立三的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现在大家见他说得诚恳,又想到他一向光明磊落,刚正无私,因而大都在心里原谅了他,也接受了他的劝说。贺龙等人见邓中夏在紧要关头承担了红二军团失利的责任,并以诚心稳定了指挥官们的思想,都暗暗敬佩。
会上决定:红二军团正式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暂任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和红六军分别是改编为红七师和红八师,师长、政委分别由王一鸣、许光达、李剑如和王鹤担任。会上还决定,将湘鄂边独立团改为教导第一师,师长和政委分别由王炳南和陈协平担任。
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后,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终于恢复了元气。当时正值春天,饥寒得到了消除,红三军士气正旺。经过认真的研究,红三军决定回师洪湖,全体官兵听到这个消息,分外高兴。东进路上,红三军势如破竹,一路上相继攻克了巴东、兴山、秭归、远安、荆门,消灭了数千敌人。这期间,红三军的兵员、给养和弹药都得到了补充,士气旺盛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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